它以规范（法律）为法之前见，采取规范的实证分析，尤其是形式逻辑的方法，推导和解读法概念和理论体系。
Konrad Hesse, Grundzuge des Verfassungsrechts，20. Aufl.，1995, S.31.在德国，另外一种合宪解释是指在法律的多种解释中，如果只有一种解释符合宪法，则应当采取这种解释而排除其他解释。关键词:基本权利/宪法法院/普通法院/司法保护由于我国的法院相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没有宪法解释权，因此即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法院也无权对该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如图所示，关于宪法第126条的法律概念的外延，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一共存在三种代表性观点：关于宪法第126条法律概念的外延宪法狭义法律观点1′?观点2??（但限于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观点3??第一种观点在实务界和学术界都存在，这种观点认为宪法第126条中的法律仅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狭义法律）。采用与其他14处依照法律相同的解释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该款规定的法律后果，是立法者对宪法第5条第4款第2句所规定的宪法后果的具体化，因此适用一般法律规定的法律后果，也就落实了宪法上追究违宪违法行为的要求。在这一批复中，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像在工伤批复中一样，根据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来解释抽象的民法规范，从而得出有关行为违反民事法律规范的结论，而是直接认为陈晓琪等侵犯了齐玉苓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国家只有承担为个人权利（其中首先是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保护的义务才具有正当性。
然而，就实际效果而言，法院确认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并对侵权方科以相应的法律责任，基本权利就已经得到了救济和保护。[17]但在有基本权利规范而下位法缺位的情况下，则法院应当适用相关宪法条款。它们依然是特殊的、间歇性的并且本质上是业余的。
至少在文献中所描述的一些课程似乎已经关于关注具体技巧而不是基础的、可移植的技能，而且似乎已经试图在没有一个恰当理论基础上灌输技术。根据这一观点，现实主义者所回应的是一种传统，但它们批评或反对这一传统的理由则是各异的。每一个命题都被给予一个号码并成为一张案件证据重要清单的一部分。对这一建议的反对之声如预料中那样接踵而至：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1908年，胡果•穆斯特伯格（Hugo Muensterberg）为法庭心理学宣告了一个新的领域，[18]只是因为约翰•亨利•威格莫尔这颗证据法正在上升的明星写了一篇充满讽刺外加最非威格莫尔式智慧的文字，这些文字如此富有影响以至有效地打击了心理学家们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热情——而法庭心理学也因此沉睡了数十年。理解和实践法律比装铅管形象所预示的要更难、更多样化也更有意思。
富有特色的是，精选的重大案件已经提供了原材料——Sacco and Vanzetti, Alger Hiss, Tichborne, Hanratty以及最为重要的是Bywaters and Thompson已经被证明相当适用于此类练习。无疑，在处理辩护术和律师执业其它方面的时候，教师还有律师常常面对伦理两难困境，正如修辞学史上的一些经典争论所例证的那样。但在他过早地转向芝加哥大学校长任期之后，哈钦斯便放弃了，在一篇引人注目的题为一位前法学学者的自传的文章中他指出说他已经浪费了时间。谁愿意耗费生命来被标识为一位事实学士？这位年纪最大的成员是位经验丰富的学术政治家。
沿着这一路下去所有的知识都将成为你的领地：认识论、逻辑学，统计学，历史编撰学，心理学，所有的行为科学，以及天知道其它将会将使我们逃之夭夭并湮没于其中的其它知识。学院内的辩护教师有着一种伦理上的两难困境：在课堂上里讨论此类技巧的伦理也许是恰当的，但它与我们的将学生训练成具有作为有效辩护之一部分的非理性的或者反理性的说服手段这样一些技能的倡议是否兼容？或者，对于大学教师来说，这是知识分子背叛的一种形式？这一观点或许可以重述如下：1、就某些根本上需要讲授的某些技能和一般种类知识，它们应该作为进入法学院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它也可能被反对说，你正在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我将我对这四种反对弗兰克主张之现代版本的观点重述一下。
传统的证据研究，尽管关注点倾向于相当狭窄，但却常常有着显著的高品质，而且从人文和社会科学那里存在着大量的相关文献遗产——比如，关于认识论、关于逻辑、关于历史编篡学、关于知识社会学。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对传统不满的原因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多样化的——一个基本的考虑是实务者本位主义的：如何缩小法学学术与法律实践日常现实之间的鸿沟？另一个则是科学本位的：如何发展出一套经验主义的、研究导向的、远离实务者之日常关注的法律科学？一些现实主义者着重以改革的角度批评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则和实践。
在这里两个掷地有声的箴言就够了：优先性问题应该在优点中讨论以及如果没法找到适格的教师，那就创造他们。但一些基本基础由于在法律学术的一种宏观框架内发展EPF的一种融贯理论而存在了。
一般教育性著作由课程中衍生出来。法律是一个规则系统，法律的研究包括对这些规则的阐释、分析以及偶尔的评价。这些技能有一部分可能是道德无涉的、不道德的或者容易被滥用这一点并不是在学院中不处理它们的充分理由。[49]基本技能的选择进路常常会被为精通某项技能奠定基础和通过实践来加以补充搞混。除了这些之外，对事实处理的介绍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最好留待实践中去学习。[26]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这一样式已经延续下来了。
曾经有一些单独的课程针对事实认定及类似问题，但还没有机构有一整套项目来将着重点放在事实方面。由于诉讼当事人和所有参与到该行为和他们论辩之解决的所有人都是人，并且由于许多程序性规则都建立在与人性和人类行为相关的基础之上，你需要一些心理学知识。
2、就事实认定中所涉及的许多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东西则无需讲授。他的思想最多只是以一种折扣的方式被接受，而没有他所坚持的那种严格的分析进路。
你不能脱离法律来学习事实。简言之，包含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首先，所有被学生考虑为与某一争议性事实潜在——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相关的证据都必须被以简明事实命题的形式表述出来。
另一方面，被视为铅管工人、一名一本正经的、注重实际的技术员的律师形象。反对直接并花大力气去讲授EPF的第二个观点是由法学院承担来讲授既不必要也不恰当。[59]阐释性传统之韧性部分在于它已经（或者被认为已有）一个稳固的内在融贯性。在法学教育中，这一过程有时候是相反的：课程在研究和理论化之前。
在1960年之前，在法学院中尤其是美国法学院中，曾经存在一些设立有关事实认定课程的常识。杰罗米•弗兰克对此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事实世界的难以捉摸和纷繁复杂性是律师世界的核心部分。
（3）从理论上说人们的确应该在它上面投入更多的时间，但这样做存在几个严重的困难。它们自己未能对这种失衡之矫正的反复诉求之回应的相对失败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相对自满的常识经验主义的一个传统是集中关注司法过程中最为形式化也最为公开的那部分并且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排除规则而不是那些影响决策者的信息的收集、处理、出示和衡量。[50]毕竟，我们将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些事实认定裁决委托给了陪审员这些从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公民——甚至，可能正是因为他们未曾受过训练。
[32]让我们从这一视角简要地考察一下一个更为精心设计出来的课程——威格莫尔的证明课程。这至少也对伦理性异议提供了部分回应。将我们的毕业生称作事实博士（Doctors of Facts）不仅能吸引学生和公众眼球，而且还显示了我们充分意识到了真实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放在那里等待去寻找的东西。不能认识到这种关注点上的多样性就无法认清替代性解决方式或者计划之相应多样性所表明的核心要点。
首先，魏因斯坦对这一领域的观念是狭隘的职业性的。[6]除了这样一种一般规定之外，已经有无数的呼吁要求在事实处理的特定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比方说，最近埃格里斯顿（Eggleston）、芬克尔斯坦（Feinkelstein）、巴恩斯（Barnes）及其他人[7]已经回应了霍姆斯的未来将是统计学人的天下[8]的主张并且认为几率的计算、贝叶斯定理以及对谬误和滥用统计论据的辨别应该成为每一位律师最基本训练的一部分。
让我们坚守住那些我们能做好的。阐明事实或证明或相关性概念与阐明像权利或动机或倾向或正义或法律所提出的难题略有不同，而在分析一堆证据总量与分析一系列案例报告所能学到的经验教训也许也是不同的。
建构一套更为开明的职业培训体系是一项同发展一套经验性法律科学或者为改革主义者或法律秩序的激进批评者发展出一个基础相当不同的事业。然后，以这些一般性著作为基础的课程的设立。
